2026年3月，北京体育大学发了一份文件，叫博士生招生“十个严禁”。第七条写的是：严禁按“圈”选人，严禁以地域、学校、师承、出身、门派画圈划线，搞亲疏远近、门户之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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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所大学，要用白纸黑字的禁令来禁止招生时看“门派”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“门派”这东西，在高校里早就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概念了。

浙江大学一名博导及其博士对纯硬科学、纯软科学、应用硬科学、应用软科学四个领域不同学科的46名“双一流”高校在读博士生做了深度访谈。论文说，师门是“区别于院系、研究所等正式组织进行博士生培养的非正式组织”。

非正式组织，这四个字说得客气。翻译成人话，就是：它不在制度框架里，它靠的是人情、靠的是关系、靠的是站队。

论文把师门分成了四种。

理性密集型：追求绩效，管理相对正式化，大导师是“坐镇指挥者”，小导师是课题的“落地执行者”。博士生是什么？是任务完成者。这类师门里，导师就是老板，学生就是打工的。老板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，老板让你加班你不能下班。

理性松散型：有规则，但导师不怎么管。表面上给你自由，实际上把你扔进水里自己扑腾。能游出来的算你命硬，游不出来的就延期。延期在博士圈里不是什么稀罕事，不过延期的代价只有当事人自己扛。

自然密集型：有传统的“大家庭氛围”，导师既有权威也相对民主，师门内存在更多“类血缘式”关系。听起来温情，然而“类血缘”三个字才是关键。血缘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不能背叛，意味着你欠着人情，意味着你一辈子都得认这个门。导师给你关心，给你指导，帮你完成学业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就成了他的人。

自然松散型：博士生自我管理、自由生长，容易陷入漫长的“孤独探索”。论文说得文雅，实际上就是放养。这种师门看起来最不像帮派，可最残酷，它用“自由”的名义把你晾在一边，让你自生自灭。

四种类型，四种玩法，但骨子里都一样，那就是以导师为核心，以门第为纽带，以服从为天条。

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雷生说得更直白：中国社会特有的“差序格局”使得“师门传统”与“学术山头”意识根深蒂固。培养“自己人”能降低磨合成本与研究风险，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，在项目申报、奖项评审中转化为更强的话语权与资源调动能力。

翻译一下：你进了我的门，就是我的人。我罩着你，你也得替我卖命。学术资源就那么一点，谁的人多谁说了算。

这就是帮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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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实比论文写得还精彩。

在师资选聘上，“出身”有时重于“能力”。一家重点高校一位外校背景的青年教师说，所在学院超过六成教师有本校背景，研究方向趋同，年轻教师难以偏离“师门传统”。某地方师范院校，三位科研成果较强的外校候选人落选了，录用的是清一色本校培养的博士。

在资源分配上，课题申报、实验室使用、关键数据获取，有时会向“本校师门”倾斜。一位从海外回国任教的副教授提出一个跨学科研究方向，被一句“不符合本院长期学术脉络”就给否了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个方向可能跟某位资深教授的研究存在潜在竞争。

在人才培养上，某高校社会学系的内部调查显示，超过六成本校生源研究生能进入核心导师团队参与重点课题，超过70%的毕业论文选题延续导师既有框架，学生自主提出的探索性选题不足三成。该系一位研究生说得扎心：“感觉师门内部的‘传承’有时被置于学术创新之上。”

“师门传承”被置于创新之上。学术变成了世袭领地，创新变成了门内游戏。你不在这个圈子里，连入场券都拿不到。

有人会说，学术圈本来就有学派、有传统、有传承，这不正常吗？

正常个屁。

论文里也承认，师门承载着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、情感互动。但问题是当师门变成了帮派，学术就变成了江湖。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大佬说了算，小弟跟着走，外人靠边站。

有博士生说得很直白：选好导师、投入师门的那一刻，就开始进入学术圈的原始积累。老师所在的“派系”，所占的“山头”，所拥有的资源，对博士生来说至关重要。进了哪个导师的门下，就被贴上了他所在“山头”的标签。

导师能决定你的前途，这在学术圈是“常识”。

这不是帮派是什么？

论文最后提了几条建议：强化师门组织的育人功能，加强师门组织的文化建设，打造导生学术共同体。话说得没错，问题在于当一个组织的底层逻辑就是帮派化的时候，修修补补有什么用？

北京体育大学把“严禁按圈选人”写进招生禁令，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用制度来堵的程度。遗憾的是，制度能堵住招生这一关，能堵住项目申报吗？能堵住职称评审吗？能堵住那些盘根错节的非正式学术网络与利益共同体吗？

师门本应是学术传承的纽带，是知识创新的摇篮。但当它异化为帮派，当“老板”取代了导师，“弟兄”取代了同学，“站队”取代了思辨，博士教育也就走到了尽头。

一个靠帮派规矩运转的学术圈，还能产出什么像样的学问？